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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著书者说】
最近，我出版了名为《舍象与秋水变焦》的新书。书名乍看有些新奇，实则是想探讨自然科学与博物学背后不同的认知方法。其中“舍象”一词古已有之，简单说就是根据需要主动化简，忽略无数细节，把握其关键特征，这不仅是科学方法，也是一种应对信息过载的生活智慧。但是，舍象有可能导致严重失真。“变焦”则借用了摄影的比喻，而“秋水”取自《庄子》，意指像调整焦距般动态观察世界。理解这两种方法论，有助于我们认清科学与博物的性质，反思过于倚重工具理性的科技文明可能存在哪些盲点。
研究哲学的人，为何要关心看似“接地气”的博物学？哲学似乎总在云端与抽象概念打交道，而博物学则俯身大地，与具体生命为伴。一上一下，如何融通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在国内，最早重新发现古老博物学价值并试图复兴它的，恰恰来自科学哲学界，而非通常认为的科技界或科普界。
这并非我们独有的境况。环境伦理学的奠基者霍尔姆斯·罗尔斯顿三世早年攻读物理，后转学神学与哲学，却对这些领域的做法不满。他回忆说，在那个时代，顶尖的科学哲学家普遍认为“博物学是最糟糕的科学”，以至于他因对博物学感兴趣而“不得不表示歉意”。在那种氛围下，大自然本身被认为毫无内在价值，只是人类利用技术的资源。罗尔斯顿的成功堪称“险棋”，如果他当初没有深厚的博物学爱好，或者一味追随当时主流的科学哲学潮流，恐怕难以开辟出环境伦理学这片新天地。当他初步形成理论并尝试投稿时，甚至不敢投给声名显赫的期刊，只找到一家边缘刊物，即便如此仍遭拒稿。几乎不抱希望地转投权威期刊《伦理学》后，却意外被接纳。此后，他亲手创办了《环境伦理学》这一国际期刊，并出版了影响深远的文集《哲学走向荒野》。
我个人的路径也有些相似。大学本科我学习地质学，毕业前夕对非线性动力学产生浓厚兴趣，遂在研究生阶段的六年时间里，专注于与浑沌和分形相关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。工作后偶然接触科学知识社会学（SSK），我的科学观随之发生深刻变化。正是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，我重新发现了博物学的魅力，进而深入研究其文化内涵，特别是它与科学的关系。我也时常面对一个根本性质疑：你所谈论的博物学，是科学吗？这与当年罗尔斯顿听到的“最糟糕的科学”之讥，在精神上遥相呼应。
在我看来，博物学是人类文明中一套“顶天立地”的、经过漫长历史检验的可靠知行体系。但在今天，当我们谈论“复兴”或“重启”博物学时，面临一个深刻的矛盾：我们试图以一种更整全、更贴近生命本真的方式去认知和介入世界，然而现代社会的一切认知活动，似乎都难以逃脱“科学”这一强势话语的评判框架。如果新博物学宣称自己比科学“更科学”，在逻辑上将陷入双重困境：不被承认，亦不愿为伍。
于是，我提出了“平行论”的构想：博物学在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都应当被视为与“科学”平行存在与演化的知行体系。它无须依附科学成为其“前身”或“附庸”，也不必站在科学的对立面。“平行论”的核心思想，是主张博物学保持自身的独立品格，同时主动向科学学习，并与之保持一个合适的、能够相互审视的“审美距离”。在科学已高度专业化、门槛高筑的今天，以普通公众为主体的博物学，其价值恰恰在于提供一种平行、平等且人人皆可参与的认知通道。
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个康德式的追问：普通人的博物学实践，究竟何以可能？如果它不能为这个时代提供独特的视角与智慧，其复兴便失去了实质意义。必须承认，在现代“权力—资本—技术”交织的庞大体系中，为博物学寻求制度性支持或许是一种奢望。真正的出路，可能在于一种价值观的“重新赋值”：在“人类世”的背景下，通过“爱智慧”的哲学追问与广义的生态感知，重新审视万物。
现代人正面临一种深刻的断裂——与自然的情感联系日渐稀薄，自由观察与感受的能力悄然流失。基于我数十年的野外考察与哲学思考，我认为，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，复兴古老的博物学，唤醒每个人内在的“博物智能”，正是重新构建人与自然对话、找回生活实在感的重要路径。
人类学习的初衷本是为了生存，然而现代教育却陷入了“速成化”困境，无形中割裂了人与本土环境的情感联结。我在云南勐海等地考察时发现，即便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区域，人们也常常忽略身边的本土物种，而盲目引种外来植物。这种认知上的偏差，恰恰反映出我们对脚下土地的生疏、遗忘甚至蔑视。重建连接，必须从认识身边的一草一木开始，重塑审美趣味。我乐于观察校园的野草、北京山野的点地梅、再次品尝故乡的野菜——这类亲身体验、具身认知是生态意识与文化自信生长的真正起点。博物实践提供了桥梁和眼光，引导人们从“看见”走向“理解”。
面对人工智能的浪潮，博物学又当何为？我的答案是辩证的。AI理顺了大量现有知识，是极好的辅助工具。但它存在明显的“数据边界”：其判断完全依赖已有的数据输入，过分依赖它将导致根本性的生存迷失。这时，人类个体与万物直接互动积累的第一手知识、情感，就显得至关重要。未来的方向，应是让AI与NHI（natural history intelligence意为博物智能）齐头并进。
在推广中，应将“兴趣”置于首位，依兴趣研习、拓展。人总得有所热爱，当这些兴趣点逐渐连成一片，便会形成个人对世界的系统理解。现代社会过度强调效率，忽视了休闲与“亲知”的价值，而博物学正好弥补这一缺失——它鼓励人走出教室，在自然中自由探索。我在北京大学开设相关课程，也强调户外实地教学。教育的意义之一，或许就是给人足够的、不被安排的“自由时间”，让他们在自然中玩耍、观察、提问。
现代人疏远自然的原因，部分归结于“自由时间的消失”。从幼年到成年，个体的时间被精密规划。而博物活动所需要的，正是那种可以发呆、漫步、专注观察的“缝隙时间”。自然界中的动物，吃饱后便会玩耍、闲逛、晒太阳，这对生命而言并非浪费。对人类来说，自由时间同样是心灵的栖息地与创造力的土壤。我曾将自己的一本文集命名为《自然与自由》，正是想传递：走进自然，能帮助我们重新体验那种被现代生活剥夺的自由感与从容。
这种体验不应成为另一种“任务”或“绩效”。博物无须设定目标，只需单纯地去看、去感受。身体自会放松，心灵自会打开。孟子说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也”，真正的成长是保持对世界的敏锐与热情。博物学让人回归“孩童”般的自然状态；在自然状态下，人们顺从“合乎自然法”自在生存。
重启博物学，意味着让普通人作为主体，传承和发展这种“博物智能”，绕过过度专业化的“中介”，启动我们本自具足的“具身认知”能力，直接去访问、理解大自然。每个人都能在认识家乡的百种草木虫鸟的过程中，构建属于自己的、鲜活的“生态”概念，做出更负责任的环境判断，而不是仅仅听从专家所言。这或许才是生态文明建设最深厚的根基。
“诗意地栖居”是一种美好愿景，而博物实践有助于抵达这一境界。在《路德基本著作选》中，有一个章节标题名为“living as a Christian”（基督人生）。巧合的是，我也曾杜撰过一个词组“living as a naturalist”（博物人生）。在当今时代，人们完全可以主动选择成为一名博物实践者。“我思故我在”很有名，其实“我博物故我在”更有道理。浮生常博物，记得去看花。
（作者：刘华杰360配资，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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